百万粉丝博主被禁言，这个赛道变天了

3月14日，职业打假人王海的微博、抖音等社交账号被平台禁言半年。其微博账号显示，“该用户因违反法律法规或《微博社区公约》被禁止关注”，抖音账号显示“该用户被禁止关注”。

图源:王海微博和抖音主页

企查查App显示，王海当前关联王海法律咨询（北京）有限公司、东海上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德志物业管理(北京)有限公司等多家公司。其中，北京市王海在线资讯有限公司、清道夫投资(深圳)有限公司等已注销。

此前，王海还曾通过多个媒体平台发布彩虹星球“假有机”相关内容并展示产品检测报告。在王海“打假”期间，彩虹星球自诉其净利润下滑1415万元，并导致核心产品下架。

对此，彩虹星球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王海停止侵犯其名誉权，同时赔偿其经济损失500万元。同期，王海也提起反诉，请求判令彩虹星球停止侵犯其名誉权，赔偿其精神损害费。

2024年12月，此案迎来一审判决。法院认为，王海作为公众人物，不应在未经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参与检查并作出认定的情况下，擅自在网络上对原告的相关产品进行评价，相关行为给彩虹星球名誉及商誉造成了一定影响，一审判决其删除相关视频内容，赔偿彩虹星球经济损失5万元，彩虹星球也需删除两条有关视频。对于一审判决结果，当事双方均表示将发起上诉。

在和彩虹星球的法律纠纷外，王海还密集曝光董宇辉直播间“有机土豆”价格虚高、羊奶粉成分问题，以及辛巴、罗永浩等头部主播的带货争议，触及平台、品牌、大主播们的利益链。

平台未公开王海具体的违规内容，暂不知晓博主触碰的雷区具体是什么，但结合其过往内容和公开新闻，可以猜想和“打假”强相关。法院在判决中强调“产品质量需职能部门认定”，实质将监督权收归行政系统，这也暴露了职业打假人的存在焦虑。当监督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被质疑，打假人挥出利剑之时，也将失去很多底气。

王海，1973年出生，大专学历，所学专业为法律。1995年，22岁的王海开始研究刚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其中第四十九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退一赔一”，而在此之前我国的民事赔偿原则是“假一赔一”。

这让王海看到了机会。于是，他前往北京，用一周的时间“横扫”各大商场，购买了假皮带、假皮包等多种商品。

1995年3月，在北京隆福大厦买了两副索尼耳机后，王海前往索尼驻京办事处进行鉴定。客户服务部的工作人员告诉他，所购买的耳机型号是假冒的。不过，索尼公司却拒绝出具假货证明，理由是公司不会为消费者个人提供书面声明。

王海又买了十副假耳机，随后向东城区工商局投诉。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工商局仅做出了调解的决定，认为该纠纷属于民事纠纷，只能进行调解，而非追责。隆福大厦声称只退赔先买的两副耳机，而后10副属于“知假买假”，只退不赔并同意赔偿200多元。

1995年8月4日，《中国消费者报》以《刁民?聪明的消费者?》为题，就此事进行了专门讨论。同年12月5日，北京隆福大厦在拖延了8个月之后，同意加倍赔偿王海在隆福大厦购买的10副假冒“索尼”耳机。

王海初战告捷，是因为他站在了时代的浪头上。20世纪90年代，是“假货横行”的时代。1995年第一季度，国家技术监督局抽查了一批工业生产资料产品及部分与人民生产相关的消费品，抽样产品合格率仅为65.9%。在这种环境下，“知假买假”的争议引爆全国，才让王海一举成名。

这是我国自《消法》施行以来第一个依据该法第四十九条主张双倍赔偿，向商品欺诈的经营者宣战的案件。因此，王海被称为“国内打假第一人”，那一年也被称为“消费者维权元年”。

随后，王海选择留在北京，正式走上了职业打假之路。比如，2010年，王海指控金山毒霸宣称“国际权威AV-C病毒检测率全球第一”，实际检测率仅81.8%（排名倒数）。虽法院以证据不足驳回诉讼，但该事件暴露软件行业虚假宣传乱象。2015年，王海指出红米Note2手机屏幕实际使用国产天马屏，而非宣传的夏普/友达屏，且摄像头非三星品牌，小米最终承认宣传失误并道歉。

2020年开始，伴随着直播电商行业的飞速发展，王海转战新流量平台，逐渐把维权之剑指向了头部主播。从辛巴、李佳琦，到疯狂小杨哥、东方甄选、与辉同行，王海的“狙击”对象无一例外都是“平台标杆”。

2020年，王海检测发现辛巴徒弟直播间售卖的燕窝实为糖水，蛋白质含量为0。而后，经监管部门判定为事实，辛巴退赔6100万元，账号封禁60天，成为直播电商行业标志性打假案例。

2024年，针对东方甄选，王海集中“打假”了四款产品:第一，天萁西梅汁含番泻苷A、番泻苷B（临床常用泻药）及防腐剂山梨酸，涉嫌虚假宣传。1个月后，海关总署撤销在华注册资格，并提醒消费者不要购买其饮料产品，包括天萁西梅汁(TiQ Prune Juice)，已获得该企业饮料产品的，请停止食用，与原获取渠道联系退货事宜。

图源:海关总署

第二，厄瓜多尔白虾隐瞒防腐剂，引发进口食品添加剂合规讨论;第三，有机富硒玉米标签造假，促使公众关注有机认证监管漏洞，但未触发行政处罚;第三，东方甄选自营的“五常大米稻花香2号”并非宣称品种，包装袋无溯源码，涉嫌虚假宣传，东方甄选客服称“无法提供DNA检测报告”，引发消费者质疑。

2024年10月，王海质疑@与辉同行 售卖的“万邦艾草贴”包装注明的“香港中科中药研究院”在香港并未注册，质疑产品涉嫌虚假宣传。除@与辉同行外，@东方甄选、@多余和毛毛姐 等多个知名带货机构和主播均曾推广过该产品。2024年底，王海曝光@与辉同行 羊奶粉含牛源性成分，直指其“利用消费者认知差谋取暴利”。

在众多主播中，小杨哥可能是被王海打假次数最多、损失最惨重的头部主播。

2022年-2024年间，王海连续曝光小杨哥直播间十余款问题商品:破壁机虚标功率（宣称300W实为105W），产品下架;五常大米为假冒，以次充好;“豆小依”儿童鞋的增塑剂严重超标，被立案调查;洗脸巾以化学纤维冒充植物纤维;“鲜多裕”牛肉卷不是原切牛肉，面对质疑，小杨哥曾高喊:“不拼接、不注水、不腌制、零添加、不合成。” 后来，武汉青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小杨哥带货的“鲜多裕”牛肉卷89.9元四斤装，不是原切牛肉，罚款50万。

2024年9月，王海发布实地探访视频，揭露小杨哥带货的美诚月饼背后的香港公司，无实际经营和研发团队，并指出其涉嫌虚假广告、消费欺诈及违反食品安全标准。合肥市监局联合调查组于9月26日立案，认定三只羊公司“香港高端品牌”等宣传构成虚假商业宣传，责令停业整改。三只羊公司被罚没款6894.95万元，执行“退一赔三”标准，已累计赔付消费者2777.85万元。停播半年后，@疯狂小杨哥 抖音粉丝量从1.2亿跌至1.077亿，掉粉超1200万。

这些年来，伴随着业务范围扩大，王海团队也越来越“职业化”。据媒体报道，2024年，王海公司已搭建五六十人的团队，业务涵盖法律咨询、产品检测、商业调查三大板块，形成了“职业打假”的专业化流程。

职业打假是把双刃剑

“职业打假”是把双刃剑，职业打假人既是市场自净的“民间免疫系统”，也可能沦为资本与流量博弈的工具。

一方面，在监管缺位时，职业打假人通过专业检测报告以降低消费者维权门槛。打假人揭露的“三无产品”“虚假宣传”等问题可以倒逼平台审核升级。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12315平台接收网购投诉举报1261.1万件，占投诉举报总量的56.1%，平台接收直播带货投诉举报同比增长52.5%。此外，直播带货投诉举报量逐年上升，5年间增幅高达47.1倍，主要问题集中在购买到“三无”产品、货不对板、售后维权困难等。

另一方面，王海及其代表的职业打假人也难免被指“蹭流量”“碰瓷式维权”。

2024年10月22日，王海发文称，董宇辉在木兰围场带货的一款土豆，误导消费者是有机土豆，售价高达4.58元/斤，是普通超市价格的4倍，堪称“土豆刺客”。

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回应称，经过核实，当时@与辉同行 卖的是无化肥无农药的土豆，其直播间也未宣传过有机土豆。对于@与辉同行 直播间是否涉及虚假宣传，工作人员称，调查核实时发现商家已下架更正，其售卖的价格也远低于有机土豆的价格，情节较轻，所以未予以立案。

虽然因证据不足未被立案，却导致产品下架和商誉损失，因此王海的“打假”行为也引起了争议，尤其是引起了@与辉同行 消费用户的不满。

在法律层面，职业打假人处于灰色地带，在舆论层面，也不占据道德优势。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将“牟利性打假”排除在保护范围。比如，第二十七条第二款:投诉、举报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不得利用投诉、举报牟取不正当利益，侵害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扰乱市场经济秩序。此条款直接针对职业索赔行为，要求消费者维权必须基于合法目的，不得以牟利为动机。

司法实践中常以“损害企业名誉权”判决打假人败诉。西安市雁塔区法院在王海和彩虹星球的案件中指出:“公众人物不应擅自在网络评价产品”，强调法律对监督权的约束。

还有部分打假人被公众质疑为“造假式维权”或“舆情勒索”，相关案件还被法院认定为“未经核实的舆论审判”。

比如，王海本人曾在媒体采访中表示，“这个才是正常的社会，別去标榜你多崇高和正义，那是骗人的。”

常年在舆论中心的王海，如今已被舆论反噬。今年1月18日，王海发布最后一条抖音视频，画面中的检测报告与激昂解说依旧熟悉，但评论区已悄然分化:有人高呼“支持正义使者”，有人嘲讽“碰瓷专业户”，更多人则开始翻旧账对其进行讨伐。

时代进程中的“消费维权”

王海被禁言，暴露了消费者、平台、商家之间的深层矛盾，也指向消费治理现代化的方向——应当从“救火式”监管走向社会共治，依靠个人力量打假是不现实的，完善的制度和监管不可或缺。

首先，针对“打假人”，不能一刀切。对涉及公共利益的职业打假应当给予有限保护，同时设立“黑名单”遏制恶意索赔。

其次是技术赋能。比如，杭州市监部门试点“直播带货存证系统”、AI实时监测投诉热点，将事后曝光转为事前预警。平台也需公开封禁规则与审核流程，避免利用“社区公约”模糊条款选择性执法。

最后是鼓励企业建立“打假响应通道”，将职业打假人纳入合规顾问体系;推动公益诉讼降低个体维权成本，培育“全民监督”文化。

王海被禁言，某种程度上映射着消费监督生态的转型。消费者需要的不是每年一次的愤怒，而是权力、资本与社会力量的持续制衡。当“共铸诚信”不再依赖个别斗士的冲锋，而是更大社会范围内的共同监督、共同治理，消费市场才能经得起长久的拷问。当坑人套路变得像在警察眼皮底下偷东西，当维权不再是“持久战”，我们迎来的不仅是更好的消费体验，更是一个“良币驱逐劣币”的健康生态。